他是秦观后人,被朱元璋威胁后做官,死后被追封上海城隍

从刘邦斩白蛇起义到唐宋科举制度的盛行,文人士大夫们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,在宋朝,文人士大夫更是多次和皇帝分庭抗礼,神宗变法时触碰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利益,直接被文官怼了。熙宁四年(公元1091年)三月,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文彦博议事,讨论变法,神宗直言变法虽减少了士大夫的利益,却是增加了百姓的利益,值得坚持,三朝老臣文彦博回答: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”文官敢这样对皇帝说话,可见宋朝时已经是一种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状态。然而,蒙古起兵南下,宋朝覆灭,元朝建立之后重用的都是会骑射的人,并且长期不实行科举,即便是元仁宗力排众议恢复科举,然而也是极为有限,于是乎生活在蒙古人治理下的汉族文人们纷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。近百年后,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,但是文人们还是很少告别隐居生活去做官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一则,近百年的风气已经渐渐让文人们习惯了陶渊明式的生活,明朝结束元朝的混乱之后,生活变得平静,他们所想的更是过上太平日子;二则,朱元璋十分抠门,给官员的待遇不高;三则,朱元璋性格暴戾,常常对大臣下失手,开国功臣纷纷死去,大臣们被杖毙在朝堂之上也是常事。文人们想要过上隐居生活,朱元璋偏偏不允许,毕竟明朝初立,需要大量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,于是朱元璋多次下诏笼络文人,然而他的各种骚操作直接让文人们望而却步,朱元璋指定法令《御制大诰三编》,本来是一部警示臣民的法律案件汇编,然内容多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案件为主,其中甚至毫不留情的说——文人士大夫就应该效命君主,不做官就是没有什么用处了,杀了也不可惜,“呜呼,古者士君子其学既成,必君之用,将老乡无举者以为耻焉。……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,成说其来远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,是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”。事实上,朱元璋的确是说到做到,处置了不少不愿意出仕做官的文人。苏州有才子姚叔润与王谔,两人被人举荐做官,但是他们都不愿意,最后落得一个枭首抄家悲剧。宋朝著名词人秦观的八世孙秦裕伯如果不听从朱元璋的话出仕做官,多半也会落一个与姚叔润、王谔类似的结局。秦裕伯在元朝曾官至福建行省郎中,因战乱避居上海为母亲守丧。张士诚曾邀请秦裕伯到自己军中做参谋,被秦裕伯拒绝,不久后朱元璋也派人前来请他做官,此时已经年过花甲的秦裕伯以不愿意背弃元朝、奉养母亲为由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:“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,不忠也;母丧未终,忘哀而出,不孝也。”朱元璋登基之后,以皇帝的身份征召秦裕伯入朝为官,秦裕伯再次拒绝。朱元璋终于发怒了,亲自写信给秦裕伯,信中满满的威胁:“天下定,伏处不出,意欲何为?……海滨民好斗,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,苟坚守不起,恐有后悔。”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,秦裕伯被迫入朝为官,此时他已经73岁。虽入朝为官,秦裕伯内心依然是抗拒的,经常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朱元璋允许他致仕养老,朱元璋被整得不耐烦,最后同意他辞官回乡,洪武六年,秦裕伯在家中悄然去世。朱元璋心中十分恨秦裕伯,自己好不容易让他出来做官,竟然不死心塌地效力,于是在秦裕伯死后,朱元璋亲自敕封秦裕伯为“显佑伯”,称“上海邑城隍正堂”,其缘由自然是——生不为我臣,死当卫我土。参考资料:《明史》、《御制大诰三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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